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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易代时的乡党:因为颁布剃发令群起反抗清朝

来源:历史网2015-09-12 10:12 我要评论(0)字号: | | 浏览次数:

[导读] 一纸剃发令到底为何让江南士民怒发冲冠,或许可从反抗士民所作的《江阴答劝降书》中得到答案:江阴礼乐之邦,忠义素著;止以变革大故,随时从俗。方谓虽经易代,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。岂意剃发一令,大拂人心。是以乡城老幼,誓死不从,坚持不二。满清侵犯的,正是和传统乡党社会内在价值紧密相连的儒家观念礼乐忠义。 不论今人心理是否接受,满清征服江南的过程就是如此简单。

一纸剃发令到底为何让江南士民怒发冲冠,或许可从反抗士民所作的《江阴答劝降书》中得到答案:“江阴礼乐之邦,忠义素著;止以变革大故,随时从俗。方谓虽经易代,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。岂意剃发一令,大拂人心。是以乡城老幼,誓死不从,坚持不二。”满清侵犯的,正是和传统乡党社会内在价值紧密相连的儒家观念——礼乐忠义。

  不论今人心理是否接受,满清征服江南的过程就是如此简单。弘光元年(1645年)五月,满清豫亲王多铎兵不血刃地进入南京,那个存在了276年的大明王朝,似乎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到了尽头。

  坐镇北京的摄政王多尔衮,对胜利大为意外,一路无抵抗的征伐让他以为天下唾手可得。多尔衮连忙发出旨意:遣官招抚尚未征服地区。字里行间仿佛天下传檄可定。

  与此同时他还旧事重提,将入主之初旋颁旋止的“剃发令”搬出来,号令天下剃发易服。

  本来已经不再抵抗的华夏子民,幡然醒悟,那个曾经宣称为崇祯报仇,吊民伐罪的异族政权,要对华夏文明的基础——头发衣冠下手了。

  乡绅在江南反清抵抗中的领导地位

  纵然占领了南京,豫亲王多铎仍然披着一件“吊民伐罪”的外衣,他在5月14日发出“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”檄,满嘴大清神兵南来是吊民伐罪的口号,且宣布只要投降,对各地方秋毫无犯。

  貌似“为民请命”的檄文,起初着实迷惑了不少百姓,江南诸城望风而降。在满清官员进入苏州的闰六月初二,苏州士民便向满清官员请减赋税。实质上,普通百姓无所谓谁来收税,况且明末税负的确有点重。

  然而“剃发令”粉碎了百姓们的幻想,江南沸腾,嘉定、江阴、松江、太仓、嘉兴等地,几乎在一夜间反正,城头插上了大明的旗帜。一群来自城乡的士绅乡党们爆发出“头断发留”的呐喊。

 

  在这些反抗的城市中,江阴81日围城以及嘉定三屠最为出名。

  闰六月初二,江阴义民逮住满清派遣的县令方亨,并推典史陈明遇为首反清。陈明遇自知军事水平一般,便请寓居城外的前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持工作。阎应元义无反顾地率领子弟家丁50余人入城,接过指挥权。此时团结在他身边的有:江阴训导冯厚敦、孝廉夏维新、诸生章经世、王华、贡生黄毓祺,庠生许用等二十多名地方士绅。由是,江阴上演了死守81天的奇迹。

  嘉定的故事与江阴大同小异,乡兵市民反清,但各路人马需要协调指挥,这时寓居乡野的两位前明进士侯峒曾、黄淳耀受邀入城,担负起了反清的领导责任。守卫嘉定的主要人等,都是围绕在侯、黄两家关系网中的士绅,如守卫南门的龚用园是侯峒曾的女婿,除此之外还有两人的弟弟、儿子,以及一些门生故吏。

  乡党反清,乡绅领导,这种模式在各地复制,乡绅成了江南抗清的领导核心,嘉兴有屠象美、李毓新、郑宗彝、徐石麒;松江有沈犹龙、夏允彝、陈子龙、徐孚远、张密等;昆山有王永祚、朱天麟、杨永言;常熟则以兵部主事严子张为主;溧阳的领导乃进士钱国华;太湖则有进士吴易组织的白头军出没。

  有学者认为江南抗清的主力并非乡绅,许多地方本来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势力,如以贫民为主的太仓乌龙会。但为何乡绅总以领导者的身份走到台前?史学家邓尔麟(美)在《嘉定忠臣》中总结,嘉定的“父老子弟”代表了三类民众,市民、农民、士人。而乡绅则给了这种反抗以合法性,因为那些具有士人身份的乡绅代表了明朝正朔。

  一纸剃发令到底为何让江南士民怒发冲冠,或许可从反抗士民所作的《江阴答劝降书》中得到答案:“江阴礼乐之邦,忠义素著;止以变革大故,随时从俗。方谓虽经易代,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。岂意剃发一令,大拂人心。是以乡城老幼,誓死不从,坚持不二。”满清侵犯的,正是和传统乡党社会内在价值紧密相连的儒家观念——礼乐忠义。

  明清易代时南北乡党的差异

  明清易代时期的社会局势极其复杂,也造成了各地区的差异。总体而言,北方乡绅在抗清斗争中不如南方活跃。明史大家顾诚在《南明史》中认为:“应当说黄河流域和南方各省确实存在差别。随着以崇祯帝自尽为标志的明王朝覆亡,黄河流域的汉族官绅一度受到大顺政权的沉重打击,不少人把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看成维护自身利益的新靠山。”

  北方的反抗更多是生存的需要,更多的例子是乡绅结寨自保以避战乱。如山西阳城陈氏,造河山楼集结族人与乡邻共同抵御农民军的侵扰。然流寇乱世一过,该家族迅速参加了满清组织的科举,如子弟陈元于顺治八年中山西乡试。史学家赵世瑜评价道:“朝代的更替、君主的变换,在陈氏一家这里,完成得比较自然,似乎并没有考虑忠节的问题。”

  山东的望族在明清更替之际反抗比例很低,抗清大多发生在明亡之前的崇祯十五年(1642年)满清入寇时期。在1645年后的满清定鼎过程中,抵抗非常微弱。顾诚在《南明史》中列举的山东抗清斗争大多由平民发动,虽也有乡绅参加,但无论人数还是分量都远不如江南。相反,参加新朝科举的世家倒是不少,如临朐冯氏、福山王氏。

  山东望族在易代时期的兴亡也可见一斑,明代即存的45家望族中,清朝初年(顺治年间)败落的只有3家(《明清山东望族初探》马翠);相比而言江南苏松地区67家望族中,同时期衰落的占1/3(《何处是江南》第38页杨念群)。

  这种南北差异有四个原因,首先“南方望族世家的宗法制度要更加完整,家族观念更加浓厚。……但山东望族的宗族制度从总体上来说比较松散,几代发展之后,家族成员即分支发展,很少有家族世代聚族而居。”(《明清山东望族初探》)北方乡党的完整性、严密性较弱,成为易代时期反抗微弱的潜在的重要的因素。

  其次,乡党组织背后还蕴涵了文化的根基,有明一代,江、赣(明朝时统称南直隶)、浙三地文士儒生占了全国66.7%,而全国80%的文士又在南方。(《江南与明亡清兴》汪荣祖)

  还有农民军的破坏,满清入关后迅速推行的圈地政策,也成为削弱北方乡绅势力的客观原因。

  乾隆年间,清朝皇帝做了一本《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》,其中记录了3600多名为明朝殉国的士人。这个数字与整个大明的士绅相比,肯定属于小部分。但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明朝乡党们,在那样的大时代里恪尽本分,牺牲殉国,为子孙后代保持了一份荣光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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